傑瑞德·庫許納需要做出一些解釋

傑瑞德·庫什納從小睡在班傑明·納坦雅胡的床上。

這不是隱喻或誇張。數十年來,納坦雅胡造訪紐約時,與庫什納家族的關係親密到,正如《紐約時報》報導的那樣,他睡在傑瑞德童年時期的臥室裡。傑瑞德·庫什納並非像我們其他人那樣在新聞中看著納坦雅胡長大。他從小就認識這個人,幾乎把他當作家族的一份子。

而這個公開表示「渴望」摧毀伊朗軍事和政治領導層「40年」的人,正是那個其政府可能在伊拉克戰爭或越南戰爭以來最重大的美國軍事行動前幾天直接與庫什納協調的同一個人。

我們需要提出一個官方華盛頓因過於膽怯、過於妥協或過於被當下的戰爭狂熱所俘獲而不敢提出的問題:「傑瑞德·庫什納是否真誠地與伊朗談判代表坐在一起?還是他試圖讓伊朗領導層聚在一起,好讓納坦雅胡能在一次斬首行動中將他們全部殺死?」

以下是我們所知道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第三輪核談判於2月26日和27日在日內瓦結束。擔任數月調解工作的阿曼外交部長在轟炸前夕告訴CBS新聞,協議「觸手可及」,伊朗已完全屈服於美國的要求,並同意永遠不會生產用於炸彈的核材料,或能夠打擊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

第四輪談判已安排在接下來一週於維也納舉行,以便在德黑蘭的最終討論後處理技術細節。伊朗外交部長告訴記者,他的團隊準備留下來繼續談判,無論需要多長時間。

然後,在瑞士會談結束後不到48小時,炸彈開始落下。

2月28日上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聚集在他們的辦公室開會。這個管理伊朗核檔案並做出該政權最重大決定的機構,正是你會預期伊朗領導層在與美國進行一輪被他們自己的外交部長稱為「歷史性」的會談後會坐在那裡的地方。

他們幾乎肯定在審議是否接受或拒絕庫什納的美國提議。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和以色列情報部門已證實,伊朗高級領導人將聚集在三個可以同時打擊的地點。《華爾街日報》謹慎指出,他們如何知道這一點仍然未知。

換句話說,伊朗的整個決策機構聚集在一個地方,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正在與傑瑞德·庫什納進行積極談判。這些會談創造了一個可預測的、可獲取情報的時間窗口。

參與早期幾輪會談的外交官現在告訴記者,伊朗方面開始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德黑蘭現在認為維特科夫-庫什納談判,用他們的話說,是「一個旨在讓伊朗無法預期和準備突襲的騙局」。

這不是伊朗國家媒體在軍事失敗後編造敘事的評估;而是在場人員公開對美國記者所說的結論。

現在再加上我們所知道的,在與伊朗人坐下來之前的幾天裡,維特科夫與誰見面。他飛往以色列,直接由納坦雅胡和以色列高級國防官員作簡報,然後與庫什納一起飛往阿曼和日內瓦,與伊朗談判代表坐在談判桌對面。

在那些會談前向庫什納的夥伴(維特科夫)作簡報的人——納坦雅胡——正是那個在炸彈落下的那天晚上說「這個力量聯盟讓我們能夠做我渴望做了40年的事情」的同一個人。他對中東可能陷入火海、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絲毫不感到克制或不情願。相反,他為終於讓一位美國總統做他幾十年來一直未能成功推動的事情而感到勝利。

我們也知道,川普政權對攻擊為何在那時發生的解釋已陷入公開矛盾。國務卿馬可·盧比奧最初告訴記者,美國發動攻擊是因為以色列無論如何都會攻擊,而伊朗會對美國軍隊進行報復。然後川普上電視將情境完全顛倒,說他可能「迫使以色列採取行動」。

政府中兩位最高級官員在48小時內講述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故事,而這兩個故事都無法解釋為什麼被阿曼調解員稱為實質上成功的外交——基本上讓美國得到了我們說想要的一切——在沒有最後一輪談判的情況下就被放棄了。

這一切都不能證明庫什納正在進行一項蓄意的雙重背叛行動,旨在將伊朗領導層集中在一個可以被殺死的地點。然而,它確實證明了這個問題完全合理,並要求在宣誓下給出答案。

這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也不是第一次損害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聲譽。1972年10月,亨利·季辛吉站在攝影機前告訴全世界,越南「和平在望」。他向所有人保證,巴黎談判即將結束戰爭。

但那是個謊言:兩個月後,尼克森下令進行後衛者二號行動,這是整場戰爭中最密集的轟炸行動,在12天內對北越投下的炸彈噸位超過了1969年和1970年全年投下的總和。

巴黎和平協定於1973年1月簽署,嚴肅的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其條款與轟炸前很久就已擺在桌面上的條款沒有實質性差異。季辛吉因這些談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他的北越談判對手黎德壽拒絕接受他那份獎項,稱和平實際上並未實現,越南人被欺騙了,因為談判是個騙局。他是對的:戰爭又拖延了兩年,最終由傑瑞·福特在西貢淪陷時結束。

自1973年那些談判以來一直困擾世界的問題,與今天庫什納日內瓦會談上懸而未決的問題相同:這些會談是否曾經打算按其自身條件成功,還是僅僅是一個設局,即使他們給了我們想要的一切,也要摧毀伊朗領導層?

還有羅納德·雷根的先例。他的競選活動被可靠地指控與伊朗建立秘密管道,以延遲釋放被扣押在德黑蘭的美國人質,這樣吉米·卡特就無法從確保他們自由中獲得選前提振。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有接近完整的畫面浮現,但現在我們知道,雷根競選團隊成功地犯下了那項叛國罪,只是為了讓他在1980年進入白宮。

這次我們沒有幾十年的時間。戰爭正在進行,美國人已經在死亡。一個擁有9000萬人口的現代化、已開發國家的領導層已被斬首。地球上每個外交部都在觀察並得出結論,他們是否會再次信任美國外交。

如果伊朗人是對的,他們被「談判」進入了一個殺戮陷阱,那麼面對美國生存威脅最後通牒的任何政府都將永遠無法再假定我們的善意。

這屆政府對美國信譽造成的損害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暫時的:當一個國家將談判桌用作瞄準機會時,它會為之後的每一屆政府毒害水源。

北韓在觀察。伊朗的鄰國在觀察。中國在觀察。下次美國總統派特使到某處提供真正的和平提議時,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它?當季辛吉在1973年背叛他的越南談判夥伴時,黎德壽就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世界顯然現在正在重新學習它。

國會擁有憲法權力和機構義務,可以將庫什納和維特科夫召至調查委員會前,直接詢問他們:在日內瓦會談期間,你對以色列的瞄準計劃了解多少?你什麼時候知道的?你被指示要完成或拖延什麼?你在談判期間有與納坦雅胡政府溝通嗎?

這場外交中心的這個人從小就把班傑明·納坦雅胡當作家庭成員對待。這不是假定有罪的理由,但這絕對是要求答案的理由,而且要大聲地、現在就要求,在戰爭使提問變得不可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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