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頂級智庫CSIS最新報告揭示中國科技四大真相與一個誤判…

作者:頂尖創新區塊研究院

2026年3月初,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史卡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發布了一份重要的147頁報告,標題為《創新的力量:中國高科技驅動的戰略價值》。

史卡特·甘迺迪,官方中文名為甘思德,是一位知名的美國政治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他所任職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地位非常重要:在華盛頓特區散布的數百個智庫中,CSIS被廣泛認為是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存在,經常「指導美國政府如何干預世界」。

史卡特·甘迺迪的風格務實理性,他對中國的運作方式有著深刻的理解。像他這樣的智庫學者經常扮演「非官方外交使節」(二軌外交)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9月(當時中國的疫情防控措施仍然嚴格),史卡特·甘迺迪成為疫情爆發以來第一位親自前往中國大陸進行數週實地調研並與中國政商界面對面交流的西方智庫學者,這展現了他在中美兩國的人脈網絡和溝通影響力。

這份重要報告探討了以下問題:

中國的技術創新究竟如何轉化為地緣政治力量?為什麼有些產業以驚人速度推進而其他產業卻舉步維艱?隨著「脫鉤理論」日益破產,全球技術競爭將走向何方?

1. 科技大躍進的底層邏輯

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科技政策經歷了從「以市場換技術」到「引進、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創新」和「安全第一」的典範轉移。特別是自2019年美國對華為等公司啟動實體清單制裁以來,外部壓力的激增成為中國技術自立自強的催化劑。

甘迺迪在報告中納入了一組數據:

2023年,中國的研發支出以購買力平價衡量達到1兆美元,相當於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將其GDP的超過2.6%投入這部燒錢機器。在補貼最激進的年份,各類產業基金和政策激勵措施總和每年超過2500億美元——足以買下整個奇異公司並找零。

這種「強大而高效」的國家體系已經產生明顯成果:

首先是創新集群的崛起:

在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中國將上升至第10位,全球前100個創新集群中有24個(其中珠江三角洲排名全球第一)。

專利數字看起來也相當不錯:每萬人13.3項專利。

但如果你在義烏小商品市場逛一圈,就會發現有些「創新」不過是換了螺絲起子手柄的顏色。甘迺迪的團隊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註腳中巧妙地提到:「專利品質存在顯著差異」。

但數字並不能告訴你全部真相。

然而,西方智庫的敏銳之處在於,他們並未完全被這些驚人數字所嚇倒。報告指出,中國的技術生態系統仍存在重大結構性弱點:

例如,全要素生產率(TFP)——一個衡量技術進步實際貢獻的指標——在中國幾乎停滯不前。換句話說,儘管投入了如此多資金,產出效率卻未相應提升,大規模補貼往往導致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產能過剩。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人才結構缺口。中國每年有400萬STEM畢業生(巨大的工程紅利),但在前沿突破和鄉村教育/基礎人才培養方面仍存在差距。

還有一個老生常談但永遠存在的話題:智慧財產權。

中國的創新生態系統太擅長「大規模擴散」和「工程迭代」——給我一個樣品,我可以用十分之一的時間、百分之一的成本複製出來,而且做得更好。

但當你需要從零開始創造一個全新範式,需要「極度自由的試錯空間」和「全球頂尖的跨學科人才網絡」時,體制的慣性就成了枷鎖。

不過,情況肯定在改善。

2. 四象限法則

報告中包含了一個四象限圖。

這是我們認為報告中最聰明的部分。

太多人將中國技術視為一個整體——要麼會崛起稱霸,要麼會崩潰——但這並非現實。

報告提出了一個「產業分化框架」,根據「國內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與全球市場的耦合度」,將中國技術的成敗分為四個象限。

象限1:

顛覆性成功

Disruptive Success

2024年,比亞迪在研發上投入219億美元,僱用11萬名工程師,這超過了整個底特律汽車產業的工程師總數。

但金錢和人力並非全部。真正讓比亞迪等公司主導全球市場的是中國電動車市場的「絞肉機」特性。

甘迺迪的團隊在深圳調研時發現,一款新車型從概念到量產平均只需18個月,而在德國,這個數字是36至48個月。2024年,中國市場有超過100個電動車品牌競爭,價格戰激烈到每輛車只賺幾百元人民幣。

寧德時代的故事類似。

他們持有全球電池市場38%的份額。政府並沒有為此設定任何「配額」。相反,在市場驅動下,他們將工廠建在鋰礦旁邊,將研發中心設在汽車製造商旁邊,形成幾近癡迷的垂直整合。

當你能在24小時內將電池從原料變成成品,而你的競爭對手需要兩週時,遊戲規則就改變了。

「存活下來的是進化物種,而非設計物種」。

象限II

適應性成功

Conforming Success

如果電動車代表「跨越式發展」,那麼生物醫藥則採取完全不同的路徑——

「深度擁抱全球化」。

2023年,中國佔全球臨床試驗的39%。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醫院系統可以在三個月內招募足夠數量的患者,而在美國,這個過程可能需要長達一年。在製藥產業,時間就是金錢,它決定了專利期的長短。

恆瑞醫藥的故事很具代表性。

他們沒有試圖發明一個全新的抗癌機制——那需要基礎研究的突破——而是選擇引進海外頂尖人才,直接對標FDA標準,並嵌入全球創新網絡。

2024年,中國出現了約1250種新藥,其中大多數不是「首創新藥」,而是「跟進藥」或「改良藥」。然而,這在商業上完全可行。

象限3

顛覆性失敗/障礙

Disruptive Failure

這是最令人心痛的部分。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投入了數千億元人民幣,中芯國際和長江存儲科技獲得了他們做夢都想不到的資源。

但2026年的現實是:

雖然中國在成熟製程(傳統晶片,即28奈米及以上)的產能佔有顯著份額,但台積電和三星在7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中仍遙遙領先。

目前,每台能實現3奈米技術的EUV(極紫外)光刻機成本約為2億美元。

目前,只有ASML參與其中。

問題在於,半導體不是一個可以單靠投錢解決的產業。一台EUV光刻機有10萬個零件,來自全球超過5000家供應商。

ASML能夠製造這台機器,不是因為荷蘭人特別聰明,而是因為他們整合了德國光學技術、美國雷射光源和日本特殊材料。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需要全球數百個「隱形冠軍」的精細分工。

象限4

適應性失敗/低效

Conforming Failure

這個象限的案例是C919:

在波音和空中巴士雙寡頭壟斷半個世紀的產業中,好的飛機無法僅靠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建造出來。

2024年,中國商飛僅交付了16架C919飛機。

相比之下,波音在同期交付了348架飛機,而空中巴士交付了735架。

此外,在這16架C919中,引擎來自奇異公司(CFM International),飛行控制系統來自霍尼韋爾,航空電子設備來自洛克威爾柯林斯——核心元件的進口依賴度高達90%。

上圖顯示了波音787夢幻客機部分元件和系統供應商的資訊。來源:波音、路透社(圖表未按比例繪製)。

實際上,政策補貼只能讓事情起步。真正形成競爭優勢的,要麼是通過紅海激烈競爭獲得的極致工程效率(如電動車),要麼是主動連結全球最先進創新網絡的開放態度(如製藥)。

閉門造車是技術創新的大忌。

3. 創新等於力量;技術潛力轉化為地緣政治槓桿。

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這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甘迺迪用了整整30頁來論證它。

在他看來,中國高科技驅動發展的深層戰略價值在於其能夠實質性重塑國際權力結構。這種力量外溢主要體現在兩個核心維度:

軍民融合(MCF)的硬實力和國際標準的軟實力。

1. 軍民融合

Military-Civil Fusion

2010年至2024年間,中國在軍民融合領域投入了約1058億美元。

這些錢去了哪裡?

科大訊飛的語音辨識技術用於軍事情報分析;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從民用轉變為精確制導的基石;大疆的無人機——在亞馬遜上販售用於婚禮攝影的小玩意——已成為現代戰場上偵察和打擊的標準配備。

商業技術對中國軍事實力的貢獻是真實的。

然而,這種回饋是「補充性」而非「變革性」的。體制內固有的信任障礙和部門間的利益劃分,限制了顛覆性技術從民間部門無縫轉化到軍工複合體。

因此,中國在人工智慧和無人機等領域獲得了非對稱戰術優勢,但尚未從根本上顛覆美國的軍事技術霸權。

為什麼?

因為體制內的信任障礙——我就不詳述了。

2. 標準制定權威

Standards Power

沒有強大的壟斷影響力

「三流企業做產品,一流企業定標準」。

這句在中國商界廣為流傳的話,在技術外交的背景下有另一層含義:誰控制了編碼和協定,誰就控制了遊戲規則。

到2025年,中國參與了780個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並在3GPP(3GPP,電信標準組織)領導了19個工作組。華為在5G領域的智慧財產權份額維持在2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85%的國內標準轉換率)來支持國際標準(如鴻蒙系統在3600萬台設備上的採用和NearLink技術的推進)。

但需要達成微妙的平衡:

國際標準組織堅持「共識驅動」的方式。

你想推動一個標準?當然可以,但你必須說服其他成員國。過去的教訓很清楚——WAPI(中國的無線區域網路標準)和TD-SCDMA(3G標準)都因與全球生態系統不相容而變得昂貴但最終無用。

「中國在全球技術治理中強化了『否決權』和『議程設定權』,」甘迺迪寫道,「但它尚未具備單方面設定遊戲規則的能力」。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

中國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發生。

但我們無法讓事情按我們想要的方式發生。

4. 完全脫鉤理論的破產

展望2026年,你會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國際頂尖智庫和政策制定者已分裂成幾個不同的陣營,風向正在經歷深刻轉變。

1. 鷹派/限制派的焦慮與適得其反

以一些國會議員和早期ITIF(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報告為代表,他們將美中技術關係視為零和遊戲,其邏輯很簡單:

如果中國變強,美國就會變弱,所以必須遏制。

然而,越來越多來自蘭德公司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組織的回顧性報告指出,過於寬泛的出口管制和「小院高牆」的擴散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供應中斷不僅損害了美國公司的收入(這些收入本可用於下一代研發),更致命的是,它打碎了中國企業的希望,迫使中國以驚人速度建立國內替代供應鏈(華為Mate系列的回歸就是證明)。

2. 實用主義者的覺醒:管理相互依賴

這是CSIS報告的核心訊息,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等主流智庫的新共識:「完全脫鉤」將代價極高且不切實際。

如果全球供應鏈被強制中斷會發生什麼?

西方將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因為無法獲得廉價的中國製商品;

全球綠色能源轉型放緩,因為中國生產全球80%的太陽能板和60%的風力發電設備。

此外,西方失去了了解中國技術演進的窗口——當你停止與競爭對手做生意時,你就不再知道他們進步了多遠。

3. 全球南方的第三種聲音

大西洋理事會報告敏銳地指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開發中國家眼中,中國的5G網絡、平價電動車和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代表「負擔得起的發展機會」,而非「國家安全威脅」。

如果西方只兜售「安全焦慮」而不提供具有競爭力價格的替代方案,其全球南方的敘事將完全崩潰。

5. 破解僵局的解決方案:精準定位

如果「完全脫鉤」是毒藥,「無條件擁抱」是幻想,那麼出路在哪裡?

CSIS從美國角度提供了以下答案:

「校準耦合」。

對內:強化本地創新生態系統(從經濟角度)。

美國的真正優勢不在於它能壓制多少中國公司,而在於其無與倫比的「燈塔效應」——吸引全球最聰明人才的能力、深厚的創投網絡和強大的基礎科研。

他們認為,美國政府補貼應精準瞄準半導體等極少數戰略節點,而非發起廣泛的貿易保護主義。

對外:建立「外科手術式」護欄(現實主義角度)。

與其全面禁止,不如僅對具有直接軍事應用的關鍵瓶頸技術(Chokepoints)實施嚴格限制,同時在消費電子、成熟製程晶片和基礎開源人工智慧模型等領域恢復並維持正常的商業和學術交流。

在標準領域,西方政府不應因害怕中國的影響而退出國際標準組織。相反,應更積極地參與,並通過聯盟和共識塑造有利於開放體系的規則。

在跨國合作方面,例如氣候變遷、人工智慧安全倫理和全球公共衛生(醫療臨床實踐),深度相互依賴與合作不僅能帶來巨大經濟效益,還能作為關鍵「緩衝器」,防止大國競爭滑向熱戰。

6. 讓技術回歸人類福祉

這份CSIS報告,連同2026年各大智庫的大量聲明,發出了一個極其明確的訊號:

中國的高科技驅動戰略是多面向的。

它在某些領域獲得了重塑全球產業格局的動力——電動車、電池、5G和生物醫藥;然而,它在基礎和底層生態系統方面仍面臨長期、結構性挑戰——先進半導體、航空引擎和尖端基礎研究。

未來全球技術格局將是競爭與合作的極其複雜的互動。

誰能以最開放的心態吸引全球人才?

誰能以最包容的方式讓開發中國家獲得技術?

誰能在競爭中保持克制與理性,並堅守實用主義和開放?

誰做到這一點,誰就會真正贏得下一個十年。